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鬼才·变脸晕头转向--我为什么批评余杰

□祝勇

    我对余杰的批评,是基于余杰的写作带有明显的自我膨胀的万能。他动辄以精神救世
主和道德圣人的身分自居,一副真理在握、指点江山的派头,把个人的价值尺度作为一种
绝对的价值尺度,把俄罗斯和法兰西知识分子传统作为他仅有的精神资源,排斥价值选择
的多元性和个体自由的神圣性,也有悖于现代精神,不论他的主张是否正确,这种姿态都
是不应提倡的。

余杰为文缺乏严谨作风,价值判断缺乏科学的标准

    我说余杰的文章“像老和尚的百衲衣一样破绽百出”(见拙作《余秋雨,你用不着忏
悔了》,载《燕赵都市报》2000年2月17日)完全是以他的文本为依据。也就是说,我得
出这样的结论,余杰自己是帮了很大的忙的,所以我还得好好谢谢他。对于《余秋雨,你
为何不忏悔》貌似尖锐的语句中的自相矛盾的可笑之处,我的文章中已经清晰地指明,比
如他指责余和雨的文章主要涉及古典文化,不谈当代历史,“轻描淡写地回顾‘文革’,
就是一种罕见的残酷”,殊不知任何学者都是有自己的研究范围的,即使对社会现实与人
类命运的大的关怀,也可通过在特有领域的挖掘与研究来间接实现,按余杰的说法,莫非
要每个人都当“文革史”专家不成?他批评余秋雨“对皇权时代的暴力很宽容(何以见
得?),却不宽容针对自己的批评”,而在余秋雨本人面前又“佩服余秋雨的胸襟”(据
二月三日《文学报》)了;他在《缺席的主格》一文中嘲讽“一位一夜之间被书商炒红的
作家,与《中国青年报》签约,报社以优厚的报酬买断他今后几年创作的全部作品的所有
权”,说这是“以丧失主格为代价换取金钱、名誉、地位、权势以及我们所渴望拥有的一
切东西”,并上纲上限地说这是“人类最大的悲哀”,可是转眼之间,他又“觉得余秋雨
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,处理跟媒体之间关系的成功,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启
示”了,并称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尽量地把自己的思想成果,通过有效的手段转化成
能够为一般老百姓所享用的东西,这个非常重要……”这位四川“鬼才”富有川剧效果的
一连串出人意料的“变脸”,很令崇拜他的读者晕头转向。所以他日后只能出选集,不能
出全集,因为最锋利的矛,和最坚固的盾,都是余记作坊出产的。这样的不周延、随意性
和情绪化判断,使得余杰的文章好似掺了沙子的稀饭,喝下去闹不好就会肚子疼。作为一
个宽容的读者,一笑了之也就算了,但是倘若余杰自己还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势,就很
是滑稽了。余杰就像武林中一个初学乍练的新手,学了三招两势,就自觉了不得,到处出
招,花拳绣腿,比划得眼花缭乱,行家不动声色,轻轻一点穴,他就告败了。

余杰和鲁迅、李敖、王小波攀不上亲戚

    余杰在行文中一不留神,就流露出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自我感觉,把他那廉价的匹
夫之勇和肤浅的愤慨当思想贩卖,实际上,即使书商炒得再欢,余杰的这种精神姿态,与
鲁迅、李敖、王小波也攀不上任何关系,倒是得到了自认“造反有理”的红卫兵的精神遗
传。鲁迅、李敖、王小波是斗士,但首先是学者,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。他们犀利的杂
文,是建立在其深厚的学养,理性的思辨和现实的疼痛感上面,绝无哗众取宠的意图,而
这几种素质,余杰无一具备。还是余杰的导师钱理群先生说得中肯:“最近我也在反省自
己的鲁迅观,或许我们在强调鲁迅的怀疑主义、他的精神上的沉重面的时候,对他的理想
主义的生命的亮色注意得不够;我们在突出他批判的尖锐、激烈、不留情面的时候,对他
精神气质中的宽厚的一面有所忽略。而这种亮色与宽厚更可能构成他生命的‘底气’的东
西。--‘底气’是我最近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;在好几篇文章中我都提到《红灯记》中
李玉和的那句话:‘有妈这碗酒垫底,什么都能对付’;在我看来,鲁迅正因为有了这样
的亮色与宽厚作‘底’,他无论怎样悲观与愤激,都不会走向极端。”(《给余杰的一封
信》)特别是与余杰处于同一语境下的王小波,采取的是平民话语而非精英话语,也就是
说,他尊重个人自由,他可以提供意见,但绝对没有那种高高在上、指手画脚的霸气,不
再将某种自以为是的价值作为他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加以兜售,而余杰则恰恰相反。余杰的
写作动机中包含着对横扫一切的话语霸权的一往情深,这种红卫兵情结在新世纪多元文化
的背景下显得可笑而又可怜。中国早已不再需要一个自谓精神圣徒的人到处讲经说法了。
所以,让余杰挂着李敖、王小波的招牌隆重面世,暴露了书商的无知,对余杰本人,则是
一种奇妙的反讽。王小波倘地下有知,也会笑得满地找牙。

我和余杰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知识分了的界定不同

    在余杰那里,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一种万能的角色,可以包打天下,其主要功能,则
是布道者和业余政治家。他蔑视专业范围内的知识分子,他对他们的谴责,用句大家都熟
悉的话来表达,就是“只低头拉车,不抬头看路”,并因读书读出了不少败类,而大倡
“读书无用”。也就是说,知识分子在他那里具有一种原罪,应当按照他设计的程序去进
行思想改造。对此,我的回答是--

    第一,他在《人文与文人》一文中断言“中国只有‘文人’传统,而没有‘人文’传
统”,是站不住脚的--连中学生都知道,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“先天下之忧而
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“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,事事关心”,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,一
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,余杰对此视而不见,是否视力有问题?

    第二,良知固然是知识分子成就自身的前提--一个害群之马,即使他再有学问,也要
将其驱逐出知识分子之列,甚至将其归为人类都有难度。除了良知这个起码的标准之外,
知识分子的价值与尊严,正蕴含于学问之中。就是说,像余杰那样轻蔑学术,是短见的。
知识分子应当将其对社会人生、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,体现在自己的专业建设之中,条条
道路通罗马,只有在自己的专业范畴之内有所贡献,最终都将有益于人类--不论他是否
直接投身于社会动作之中。特别是在学术传统屡遭破坏之后,接续中华学术的香火显得更
加重要。对此,陈平原先生在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中呼吁“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
纯粹书生的选择”,孙郁先生亦曾在其散文《苦路》中以钱钟书先生为例说:“一部《管
锥编》,写着今人与古人交往的智慧,只是在那里,我们才看到了人类心灵圣洁的一隅。
此岸与彼岸,混沌与清澈,均在那儿变成了永恒。有什么比探索人类奥秘还要神圣的么?
那些耐得寂寞的正直学人,确是我们民族不可或缺的脊梁。”

    余杰在《知识分子:终结或再生》一文中,对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情有独钟,认为他
们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”,他还固执地沉溺于“民主-专制”的二元
对立模式中。而在我看来,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,才真正回归了正位,他们认识到社会的
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,对历史的步伐心领神会,对文化的传承和建设表现出高度的自
信、清醒和坦然。诸如朱学勤、刘小枫、秦晖、刘军宁、王乾坤、陈平原、赵园、高远
东、李银河、钱满素、索飒这批学者,退居经济大潮的边缘,不为世俗利益所动,潜心故
纸堆中,甘作文明的阶梯,他们就像五六十年代退居政治风潮边缘的陈寅恪、吴宓、沈从
文、钱钟书、施蛰存等人一样(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),无不如孙郁先生所言,
“确是我们民族不可或缺的脊梁。”

    第三,余杰认为“知识分子就是专唱反调的牛蝇”,并且如前所述,主张“行动”。
在改造现实方面,他颇为性急。这样的急性子历史上我们并不少见,但他们没有一个把中
国的事情办好过,折腾个热火朝天,最终还得推倒重来。我认为,知识分子的终极责任是
文化的建设和精神的启蒙,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,甚至几代人都未必能够看出成果,我曾
将此称为“浸润”,并说:灵魂的铸造与精神的启蒙是一种更为深远的建设,强硬的思想
嫁接并不牢靠,只有文化的启迪才能传之永久。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建立,得之于稳定
的文化秩序的建立。我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。

    而余杰对“牛蝇”角色的过分专注,使得他对“批判”的立场顶礼膜拜,“批判”
在他那里已经不是手段,而成了目的。青年学者崔卫平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:“我在想,
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?仅仅批判是不是事情的全部?因为要指出对方的错误是再容易
不过的。但假如他们自己不尝试和学习另外一些东西,让我们自己的眼光逐渐适应温暖柔
和的光线,并通过限制来自自身的人性恶(它体现为各种任性和极端),让光明慢慢地在
自己身上生长起来、站立起来,从自己的生活开始获得另外一些经验,比如客观、宽容、
理性、节制和爱,那么我们如何真正地向前跨出一小步呢?如何以更彻底更完整的方式告
别过去?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另外一些视野和经验、不再重复前人的不幸,陷入迄今
为止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“恶性循环”之中?这样去做可能比‘批判’更难,但不能因为
难度更大而被我们置之脑后,这里尤其需要耐心。”(《批判,以什么名义》,见1999
年3月16日《书评周刊》思想版)

    当余杰处于被动、边缘的位置的时候,他亮出一个“反抗”的亮丽造型,吸引了一批
好奇的围观者;有朝一日,余杰倘若真的如愿以偿地取得了话语霸权,他也必将是一个专
制者,因为他与他所反对的人使用的是同一套工具。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这批器宇轩昂的
“新青年”能给中国带来“民主”和“自由”,我一定会觉得那人准是瞎了眼。


(转摘自《中国图书商报》2000年3月14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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